传销受害者的经济利益到底该不该受到保护？

　　那么，在《条例》中具体条文有关传销受害者合法权益保护的规定的缺失，是否就真的导致保护传销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可依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权且拿近期影响比较大的永乾传销案来举例分析。
　　永乾案件涉及永乾公司(已经被定性为传销组织者)、商行(交纳了加盟费的法人或非法人单位)、消费者(公民，可以看作受害者)。
　　在永乾“案发”之前，作为经济行为，永乾公司和商行是特许经营合同关系，应该受《合同法》和《特许经营管理条例》来规范，商行和消费者是买卖合同关系，应该受《合同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规范。因为永乾的运营模式是否是《条例》所界定的传销，尚待商榷。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永乾“案发”，永乾的经营行为被定性为违法行为，商行与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在《条例》中没有明确条文予以指导的情况下，就应当依据有效的法律规定予以维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据上，永乾公司“案发”后，即可认定永乾公司与商行之间的合同为无效合同(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有关禁止传销的强制性规定，因为相关部门已经“定性”为传销了)。对于无效合同，《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故此，对于商行所交纳的加盟费、合同款，均应由永乾公司予以返还。在法院没有明确判决之前，永乾公司财产只能被查封而不能是“上缴国库”。这样才能保护受害者的权益。消费者的权益依此类推。
　　根据这个案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使在《条例》规定条文中对传销受害者合法权益保护存在缺失时，我们也可以参照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对受害者进行保护。

警惕“参与传销不受法律保护”
带来的潜在危害

文/金云义

　　9月28日，北京消费者协会发布特别消费警示，重申传销者不属于消费者，传销行为不属于消费行为，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
　　这已经不是北京消协第一次发出这样的消费警示了，而且这也不是中国第一个地方消协发出这样的消费警示。比地方消协的警示令人关注的，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工商部门、公安局对市民的警示，他们的警示更为直接:“参与传销属于违法犯罪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单纯看这样的警示，笔者认为并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如果法律还要为传销分子在违法犯罪行为中遭受的损失进行保护，的确有助纣为虐之嫌。另外，笔者不是法律专家，也不敢妄加断言传销者是否属于消费者。但是，据笔者所了解与掌握的信息，许多的地方相关管理部门在发出这样的传销警示信息后，为了省事，把不明真相的单纯的传销受害者统统归于传销参与者一并处理，致使大量被传销所骗的受害者投诉无门。
　　也曾与一些媒体朋友探讨过这样的问题，也有朋友认为，管理部门要来甄别谁是传销的参与者，谁是传销的受害者是件工作量大，而且相当复杂繁琐的事件，靠现有的人手要来实现可能很难办到。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这不是把“传销受害者归为传销参与者”的根本症结。
　　之所以出现这样普遍的情况，笔者认为根本原因是管理部门在处理传销案件时，将自己单纯定位为监管者造成的。作为法规制定者、法规解释者和法规执行者的相关管理部门，如果仅仅把自己立足于一个监管者而不是一个服务者，那么，他们必将站在自己的立场，最大化地节约监管成本，至于这样的监管是否会让社会其他成本增加，则是监管者不愿意也不想去管的事。
　　而谁是承担这种简单的传销监管而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的主体呢？是广大的传销受害者。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传销被骗者中，大多是农民、下岗职工、老年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绝大多数人被骗后血本无归，有的甚至生活无着。但是由于这种巨大的成本被众多的传销受害者所分化，而没有显示出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这也导致管理部门一直以为自己的管理卓有成效，并导致全国地方政府纷纷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