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间的大规模浪费，等价于劳动质量的不断降低。

体验了几年所谓“假日经济”，我终于意识到，这哪里是“经济”？分明是以低质量消费为特征的大规模“浪费”嘛。我把“假日不经济”的经济学理由归结为两大类，其一是供给方面的，概括为“劳动的浪费”，其二是需求方面的，概括为“时间的浪费”——归根结底也可以看作是劳动的浪费。

中国人口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老龄化”过程，并将在2020年左右达到高峰期。我们曾拥有的“过剩”劳动，今天正在变成真正稀缺的生产要素，过去两年，沿海地区甚至经历过“保姆危机”和“劳工短缺”。

不要忘记，如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一样，人口老龄化也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过程。例如，欧洲和北美各国正在实施刺激劳动供给的政策——降低“福利国家”型的财政开支和收入再分配型税收，奖励推迟退休的劳动者，各种旨在支持女性从家庭劳务中解脱出来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政策以及各种旨在从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劳动力移民的政策。

在全球范围的劳动稀缺和资本流动格局中，劳动要素在中国社会未能及时从“过剩”转化为“稀缺”。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现象是与劳动者的权益损害，特别是劳动的政治权利的缺失紧密联系着的。调查表明，只要我们允许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从目前的800元提高到1000元，就不会出现民工荒。然而，那些早已习惯了打开工场大门就可以从排队等候工作的民工中挑选廉价雇佣劳动者的老板们，突然意识到他们丰厚得让全世界资本家羡慕的利润赖以存在的前提——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根本无法承受每位劳工每月增加200元工资的开支，在民营汽车业，那将意味着利润的2/3化为乌有。其实，波特尔早就警告过我们，资源驱动的竞争优势，其特征便是这优势本身的“转瞬即逝”，依赖这类优势的国家，必须尽快转入“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的竞争发展阶段。

在我看来，“民工荒”的成因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方面，保护农业政策迅速改善了劳动在乡村的收入状况，增加了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由于打工者在城市的政治权益得不到保护，经济学教科书使用的正规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远未发育，从而无法及时揭示能够落实劳动市场供求均衡的工资率。那么是哪些原因妨碍了劳动市场的正常发育呢？我的回答是：（1）劳动的雇佣者与地方权力之间已经形成了“神圣同盟”，对于这一同盟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劳动的利益，而是资本的利益；（2）市场经济健康发育的关键环节是司法独立于行政，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有待完善。

根据1999年9月颁发的国务院“假日办法”，中国公民每年享有114天假日——这让我们成为按照闲暇时间衡量的最奢侈的民族。为消耗掉这些闲暇时间，按照违背了市场运作基本原理的“管理消费”的思路，我们应当举办一系列“黄金周”。

我的体验是，每个“黄金周”的前三天和后三天，很多人无法恢复正常工作。这样，每年三个黄金周就消耗了除其他假日之外全年劳动时间的大约1/10。这一估计十分保守，因为它只计算了直接消耗。

假日经济的间接消耗最重要的一种，可以称为“规模浪费”。根据我的观察，“五一黄金周”期间，100万人在一星期内进入杭州游玩，使旅馆、餐饮、交通和治安方面出现一系列严重短缺。为应付这类短缺，经济学基本原理告诉我们：（1）短期内价格上升，从而减少一部分短期需求量并且增加一部分短期供给量。对消费者来说，这种办法相当于“短期消费税”。换句话说，如果不采取这种大规模集中消费的方式，供给与需求就可以在更高的GDP水平上达到均衡；（2）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每一消费者能够购买的服务的质量将大幅下降；（3）如果政府干预市场，例如，以财政手段增加服务设施的投资，那么，长期而言，短缺的消除将以设施闲置率大幅上升为代价。例如，宾馆入住率将常年低于50%，只为了在黄金周期间高于80%。

上列三项浪费，盖源于假日经济这种“集中消费”模式，故而叫 “规模浪费”。对于我们这些消费者来说，这一形式的浪费主要表现为闲暇时间的浪费。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你度假愉快吗？不愉快，因为遭遇了太多的低质量服务。可是，你不出去度假吗？不，因为假期太长。

在政治经济学的古典阶段我们就已经懂得，闲暇时间的浪费就是劳动的浪费，因为闲暇时间是劳动者为重新提供精力充沛的劳动时间所必须的休息阶段。在这一意义上，闲暇时间的大规模浪费，等价于劳动质量的不断降低。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这两位经济学大师分别从“左的”和“右的”立场教导我们：消费的良好模式，也是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消费模式，是平滑、稳定、遵循“生命周期”的消费。在讲究效率的社会里，宏观上看，群体总是试图把波动的消费总量分摊到更长的时期内——通过消费的个体差异或通过消费的时间差异，使需求总量变得更加平滑和更加稳定，哪里会有“黄金周”这样的群体消费模式？

还是把自由选择的权利交给消费者自己来得更好，也更有效率。政府需要做的，是确立“弹性假日”制度。